生物克隆技术中心后面的草地打理得非常好，四月了，花开得正繁茂，一阵阵馨香，我想这里可能有个好园丁。
欧洲的四月天总让人摸不透，建筑物的阴影里冷得要命，几乎要套上冬装才能保持体温。阳光底下偏偏又觉得炙烤。有些年轻的学生正穿着吊带趴在草地上晒太阳，空气里总觉得有嗡嗡的蜜蜂的声音。
我坐在阳光正好能晒到的台阶上，前面有一丛白牡丹，这里的牡丹似乎和在燕城看到的不同，几片圆满的大花瓣里面，藏着带锯齿的内层花瓣，不规则地聚在一起，好像被一只手揉皱扯碎了一般。如果中国的牡丹也长得这么“多愁善感”的话，可能就不会惊动京城的百姓，被称为“真国色”。
（墨，牡丹是中国的国花，对不对？我在葬礼上摆放白色的牡丹，你觉得好不好？）
我悄悄把握在胸口的手摊开，往里面看了看。手心果然已经被指甲握出了几道血痕，像是排列着的小小红色月亮。我又把手握了起来，没办法，身体在轻轻抖，不由自主。
berber的声音在身后传过来，“我们不用着急进去，多休息一会儿，施耐德说45分钟，一堂课的时间。没关系，如果需要更多时间也可以。”话音还未落，她已经走近了，坐在我旁边的台阶上。
我转头向她勉强笑了笑，脸上有一种麻酥酥的凉意，我想我的脸色也许有些发青。我应该化妆的，应该厚厚敷一层粉，粉能遮住一切。
jorg用纸托运了三杯咖啡过来。“拿铁。”他递给我们，“他房间里的花草茶太差，还好楼下有咖啡室。”
“谢谢。”我抬头，从jorg手里把杯子接过来。他的脸逆着光，轮廓看起来很像jan，他嘴角上扬微笑了一下，“小心烫。”
jan从来不这样抿着嘴唇内敛地笑，他总是咧开嘴笑得露出牙齿，让人无法忽略的开怀。
“我不该说灵魂，或者对心理医生的不满。”我盯着那丛牡丹。
“我不觉得你说得有什么不对。”jorg在旁边说。
“可是，他也许会觉得我心理不稳定。”我觉得我的眼角又一颗泪珠快要冒出来，只是气恼，我只是气恼，“我应该做好准备再和他们谈话，这种事不能着急。”
“不，千万别这么想，你说出自己真正的想法是对的。”berber的声音在旁边说，非常温和。
我看向她，她做了几学期的翻译，她应该有一些判断的标准，我迫不及待开口，“berber，你觉得我没有搞砸吗？你怎么看？”
“每个人有每个人哀悼的方式，这是没有评判标准的，莫女士。”
“你可以叫我名字。那么，其他人呢？其他人会不会说错话？如果说错了，会有什么后果？”
“没有什么话是错误的，墨墨，你不用担心。”她的手伸过来，握住我的手，她手指上套着很多漂亮的大戒指，闪着银光，手腕上一串链子垂下去。
我想她只是在安慰我，我重新看向草地，打开咖啡杯，啜了一口，眼泪滑在嘴角，咸咸的。
那只手挪到了我的肩膀上，“我不是在安慰你，墨墨，你在申请者当中，表现得非常冷静。”berber用肯定的声音说着，“你不知道，有一些父母，他们……”
我看向她，她咬了咬嘴唇，继续说，“有时候他们几乎会忽略掉被提问的问题，完全沉浸到自己的悲伤里去。他们的声音会非常大，重复地说一句话，或者完全无法在沙发上坐稳。那种时候，会很难继续有效的沟通。”
她说得很有保留，我想我明白。有一些父母对于失去子女的哀恸似乎是需要用呼喊来表达的，不管哭泣已经令他们多么的疲惫，他们仍然会把全身的力量都用在喊声当中，似乎他们要借助呼唤，来和想象中越走越远的亲人保持一点连接。
“那时候你一定会很尴尬。”我拭一拭眼角。
“他们仍旧通过了心理评估。”她拍拍我的肩。“如果所有人都能够对失去亲人心平气和，那就不会有克隆人类的需求了。”
我又喝了一口咖啡，似乎振作了一点，“施耐德很擅长几句话把悲伤的情绪挖掘出来。”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吐槽，还是肯定。
“哦，挖掘出人心底的情绪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心理评估非常重要，必须要保证将潜在的危险因素降到最低。墨墨，也许你无法想象，但不是所有人都是带着爱来到这里的。”
“你的意思是？”我抓紧杯子，我有在资料里读到过这样的评论吗？
“她说的没错，苏黎世曾经有过相关的新闻。”jorg在旁边说。
“简单来说，那次事件曾经被媒体做过文章，但没有持续很久，也许有人把舆论压下去了，几乎只有当时读过新闻的人还记得。”berber耸耸肩，“苏黎世的一对夫妻，已经结婚超过三十年，有两个孩子，都在外国工作。丈夫在某天早上忽然因为脑溢血去世，这位丈夫不是个小人物，来参加葬礼的人很多，遗孀在葬礼上表现得很悲痛。“孩子们是葬礼之后才回来的，各自都有合理的理由。遗孀很快就进入了申请克隆她的丈夫的名单，半年？”
“四个月。”jorg说。
“对，那时候的书面心理评估系统已经很健全，但面对面谈话程序要比现在简单一些。他们是夫妇，克隆程序进展得很顺利也很迅速。她很快就接上克隆的婴儿回家了。大概是四年之后，幼儿园教师在这名幼儿的身上发现伤痕，有的很长，应该是鞭痕，还有一些小型的烫伤，也许是烟蒂造成的。有一些疤痕已经很陈旧。”
“是那位妻子做的？”我难以置信地瞪视着berber。
“当然，幼儿园马上报警了，经过调查，在他们三十多年的婚姻里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丈夫都会用马鞭和烟蒂等等物品对妻子进行家暴。他们居住的房子后花园很大，算是很昂贵，邻居们从没有意识到有暴行发生。孩子们在童年时期就目睹这些，高中毕业之后几乎都去了其他城市读大学，毕业之后都去了国外工作。”
这是很典型的家暴案例，我皱着眉，继续听着。
“丈夫死前一个月曾经有过一次中风，开始需要大部分时间坐轮椅。妻子在那时候已经开始有意无意地漠视他的需求，对他经常性地咒骂。她可能也没想到他那么快就因为脑溢血突然去世了，我猜，多年的愤怒，一旦开始有报复的可能性，就没办法轻易再停止。一个月对她来说太短了。”
我的后背有一股凉意迅速地攀爬上来。
“在警察介入的时候，那个孩子的语言能力水平仍旧远远落后与同龄的幼儿，伤痕都在隐秘的地方，他基本无法向其他人讲述发生过什么。”
“那位妻子被关进监狱了吗？”
“是，进行了公诉，没有前例，所以只能按照虐待儿童法案来处理。”
“那谁来抚养那个幼儿？”
“没有人，他的生理学父母早在多年前就去世了，孩子们完全不愿意把他接到自己身边抚养，他们有自己的童年阴影、心理创伤，没有法律条文可以强制他们，所以那个幼儿只能进福利院。”
我抬起手按住头，我想起施耐德说的那句，“克隆人并不是克隆原体本身，而是另外一个人，他是全新的个体。”不禁长长叹息了一声。
“克隆婴儿要比试管婴儿复杂很多。”berber继续说着，“试管婴儿是一张白纸，没有历史，没有情感纠葛，他们是真正带着爱和期待被创造出来的。克隆婴儿不一样，他们像是生来就带着原罪，与克隆的申请者之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情感纠葛。他们没有回忆，却背负着异常沉重的，其他人的回忆。这其实有一点不公平，他们的生命并不是他们本人的需求，是其他人赋予的，他们一出生就要偿还。”
“我不会让他背负任何沉重的东西，我会，尽量让他成为一个自由的人。”我喃喃地说着，我想我并不需要对berber说这些，但我还是说出口了。
“我猜也是，墨墨，你的情况并不复杂，从我见过的例子来看，算是非常普通和常见的。别担心，一切都只是例行的对话，你不需要掩饰什么，或者思虑太多，有什么就说什么。施耐德不是敌人，你要让这些对话帮助你自己，帮助你整理你的想法。”
我点头：“你说得对，我想你说得对。”
“人们对于克隆的有需求，无非是要解决几个问题——想挽回、不甘心、心怀内疚，但是，那个孩子呢，想想你能为那个孩子做些什么？”berber看进我的眼睛。
她没必要对我说这些，但她说了，我很感激地回看着她。
“是，那个孩子，你要考虑清楚。”jorg用微颤的声音，在旁边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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