施耐德先生的声音还在响着，我听得有些头昏脑涨。
茶几上的玻璃杯里装着艳红色的液体，画着蜜桃和树莓的纸标签垂在桌子上，另一头连着薄纱的三角形茶包，茶包淹没在杯底，像是一袋花瓣，随着一圈圈涟漪释放着生命里的红。细细的白雾从杯口升腾起来，很快就看不见，一股酸酸甜甜的花香随着那白雾飘过来，若有若无。
我花了很大力气去听懂施耐德的句子，他的措辞太过于书面化，即使经过berber的翻译，还是艰涩无比，我很快就觉得疲惫不堪。
我想，这应该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涉及到法律问题，务必每个字都要传达得清晰准确。这个开场白，他可能已经说过太多次，当然不会有带什么感情的起伏。
也许我遗漏一两个字也没太大关系，我已经看过很多新闻，还有很多的文字资料可以去参考，我不必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透澈明白。
我伸手拿起桌上的玻璃杯，艳红的茶色带着些令人安慰的温度。我用掌心紧紧贴着杯壁，让那温热随着手臂传到身体。
抿了一口，泡的时间太长，桃子和树莓已经变得浓郁酸涩，我捧着杯子，呆呆地等施耐德说完。
施耐德的镜片闪了闪，我想那冗长的开场演说应该是结束了。他的坐姿改了改，换了另一种更温和的声音，berber转头看我一眼，翻译道：“你是什么时候失去他的？”
jorg忽然从我手里把杯子抽走，站起身，向沙发后面的小茶水柜走过去。
他过了好一会儿才回来，又把杯子塞回我手里，里面的茶色不再过于浓郁，水温也变热了很多。他向后靠住软垫，手扶在下巴上，掩饰抽鼻子的声音。
“差不多流感刚刚开始的时候。”我尽量让自己声音大一些，以免像是只对着berber说话，杯子的温度在手里弥散着。
“那已经是很多年前了，十年？”施耐德的嘴角动一动，“老实说我很久没听过这个答案了，十年是很长的时间，时间会愈合很多事，足以让人把注意力分散到其他地方。”
“是，很多人这样说。”我点点头，好像点头是我的习惯动作。
“他的离世，与此有关？”
“嗯，并不算，但也可以这么说。”
“你目睹他的痛苦状态了吗？”
“并不算是，他在我面前……通常表现得很平静，甚至，他笑的时候更多。”
“是突如其来的死亡吗？”
“是的。”我想我听到了自己的牙齿在嘴唇里吱吱摩擦的声音。
“突如其来的事，很难以让人接受。”
我的心脏忽然冒出一股酸意，酸涩，腐蚀，像是冲刺般向四肢奔涌过去。我用指尖刺着指心里的肉，我听到jorg在旁边深呼吸的声音。
“最开始的阶段很难捱吧？我指，他刚离开之后。”
那份酸涩在我脑子里冲撞着，抓挠着，我没什么力气和它抗衡，但我总得把自己的句子说完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要把这份评估做好。
“差不多有几个月的时间，天好像一直是黑的。”我的声音很虚弱，“那时候，应该已经是春季了，可是看不到太阳，房间里一直是暗的。我记得每天都很冷，我每天穿着毛衣，睡觉也会穿着。好像，好像是进入了极夜一样。”
“你可以平静入睡吗？”
“最初不行，夜里心跳得很快，整夜都听得到声音。总觉得需要立刻做些什么，马上就要出发。”
“做什么呢？”
我嘴唇动了动，没有回答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施耐德没有纠结，他换了另外一个问题，“睡眠后来有好转吗？”
“是，后来我在床上铺满了他的衣服，把自己围住，慢慢开始能睡着，甚至睡得异乎寻常地深。有几个月，我连一个梦都没做过，完全没有梦。”
“你的身体机制在保护你。”
“也许是，但我那时会觉得他在保护我，我想我睡得就好像昏迷了一样。”
我没有说的是，在痛哭一整天之后，我甚至会带着些轻松的心情爬上床。每次躺在枕头上的一瞬间，我总是乐观的，信心满满地想，只要我能睡着，只要我睡醒了，事情就会有解决的办法，我可能会找到一个时光机器，让一切回到还来得及挽回的时刻。
我不能说，不能在这时候说出这些疯狂的臆想。jan的妈妈那时在微信的另一边，隔着六七个小时的时差，陪着我一起发疯，我们甚至会花几个小时讨论，应该把时光机器拨回到什么时刻，才能够保证我们的计划会万无一失地生效。
通常，我们在斟酌过很多细节之后，才会小心翼翼地挑出几个彼此都满意的时间点。然后，她会忽然失去探讨时表现出的冷静，一瞬间崩溃，痛哭着写道，“墨墨，我希望这一切只是噩梦，我想让他回来，我只希望他回来。”
我则会带着那还没有散尽的亢奋，安慰她：“这世上一定有些人拥有时光机器，只不过因为某些原因，他们不能公布这个隐秘的事实，我们会改变时间，我们会让这个噩梦过去。”
然后，我会怀着那种鼓舞和亢奋，在没有梦境的睡眠中昏迷过去。
“你和其他人谈过自己的感受吗？”施耐德的问题把我的回忆打断。
“他的妈妈，也许还有其他人，我不太记得。”我想了想，补充，“我不是一个容易和别人讨论感受的人，尤其是负面情绪。”
“你见过心理医生吗？不管是刚开始那几个月，或者后来的任何时候？”
我点点头，“见过一次。”
“一次？一次不足够。为什么没有继续呢？我听说中国人不习惯见心理医生，是这个原因吗？”
我有些恍惚，“不，应该不是。”（“难道他死了，你也要跟着他一起死了吗？”记忆里，谁的声音在大声吼叫着，那是谁呢？）我摇摇头，“不，我想不是这个原因。”
“心理医生说了什么你不能接受的话吗？”
“不，那次谈话，应该是很有效的。我哭了，哭得很舒服，有一瞬间我觉得很解脱。我想那是位不错的医生，我甚至把医生的一些话转述给了他的妈妈。”
“哪些话让你觉得很解脱？”
“医生让我尽情哀恸，不要理睬其他人劝阻我哭泣的话。我必须把应该有的伤痛都经历完，才能够让伤口愈合。”
“他说得很对。还有呢？”
“还有，医生说，当人经历巨变，经历巨大的悲痛时，身体会大量分泌某种荷尔蒙，肾上激素？或者其他的什么化学物质？总之，这种物质令我们感到绝望，感到灰败，让我们对整个世界失去兴趣。但是，时间会把身体的分泌调整过来，那种物质会减退，我们终将不再悲痛。”
“所以，你不喜欢他说‘不再悲痛’？”施耐德很敏感。
我几乎佝偻起来，身体缩成小小一团，呆呆看着地毯上凹凸的暗纹。
过了一会儿，我才又抬起头，“我不喜欢那次谈话，整个谈话，虽然它看起来很有效。我想，我当时只是很想提问题，我心里压了太多问题，但我并不想要听那些答案，来自于心理医生的答案。”
“太理论性？”
“理论性？也许。你知道，我想要的并不是知道如何愈合我的伤口，我宁愿那个伤口一直留着，我必须让那个伤口留着。有些人死了，总该有人为他永远悲痛，用一颗破碎的心来纪念，那颗心原本就不应该愈合。”我忽然住了口，这些话可以说吗？我小心翼翼打量施耐德，还好，他的脸色并没有异样。
“伤口愈合并不意味着忘记，别担心。”他温和地说。
“不，那不是伤口，那是癌症。你知道癌症，它永远在那儿，像颗炸弹，治不好，也丢不掉。”我苦笑着说。
“十年是很长的时间，我很遗憾，你直到现在仍旧在这么想。”
“我们不能把任何事都用激素、用化学物质去解释。施耐德先生，这种理论性的解释实在是太方便了。一切都是化学物质，成长来自于多巴胺、爱情来自于费洛蒙、母爱来自于孕激素，连悲伤都是分泌了过多的肾上激素。不，人类总该有一点神圣的，灵性的东西，一些比化学高尚的东西。”
我想起刚刚jorg刚刚问过我们的话，我迟疑着说，“人总该……总该有个灵魂。”
（“你是我的灵魂伴侣。”jan的声音如同春风般温柔地飘在某段回忆。“灵魂吗？”回忆里的我停在他的怀里，笑着抬头看他，取笑着。）
空气凝结了一会儿，施耐德把双手握起来，“我同意你说的。虽然，灵魂这个词汇，你知道，在这里变得很讽刺。你可能了解，目前很多反对克隆的团体，最常见的理由就是，人有灵魂，人有一个不能被克隆的灵魂。”
我轻轻苦笑着：“所以，你看，我很清楚地知道，我们要克隆的不是他本人。那和他的灵魂无关，是另外一个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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